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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的繁华，是一部跨越百年的迭代史。 百年前的厦门港，不仅是国内外航运贸易中转港，更是东南沿海贸易中心。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写到：近代厦门乃是“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 但辉煌亦有没落时。 万国通商的商港在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中逐渐沉寂，一度成为海防前线。改革开放后，这座百年老港再次崛起。资料图：厦门港，海沧港区。 上世纪80年代初，厦门港恢复沿海客运航线并开辟集装箱运输。 2011年，厦门港成为我国第四个国际航运中心； 2017年，厦门港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 如今的厦门港已成为国家综合运输体系重要枢纽、国际集装箱干线枢纽港，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达191条，通达54个国家和地区的151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八年保持千万标箱级别。 能在激烈的全球港口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厦门港的核心底气来自比拼效率。 在这里，平均在泊时间是1.06天，中小型船舶一般不超过一天就要出港，装卸效率位居全球前三。 这份高效，织就了“丝路海运”网络，朋友圈持续扩大。 厦门是“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这些年，厦门港便以“丝路海运”为核心，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线中构建起独特优势。 自2018年“丝路海运”开行以来，截至2025年6月，厦门港61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累计开行12859艘次，完成1447.14万标箱吞吐量，占全国“丝路海运”总吞吐量的61.7%。 通过“丝路海运”的服务标准制定和评选，厦门港让全球海运效率得到逐步提升。 但厦门港没停留在单一优势里，而是顺着产业脉络延伸出更精准的服务。 近年，全球新能源市场火热，锂电池作为“新三样”之一，出口需求激增。厦门港敏锐抓住机遇，主动构建起适配新能源产品的“专属通道”。 一方面，厦门港口管理局与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厦门海事局联合印发全国首个针对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的海上安全运输指南；另一方面，启动海天、嵩屿、国际货柜、远海等四个码头的冷藏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项目建设，规模体量全国领先。 “量身定制”服务让厦门港成了福建锂电池出口首选港。 2023年以来，福建省锂电池出口连续两年破千亿元。2025年上半年，福建省锂电池出口635.68亿元，稳居全国首位。其中，厦门港锂电池出口量占福建省96%，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出海大通道。 不仅如此，厦门港还利用海铁联运突破地理的局限，高效链通全球市场。 与青岛港、天津港等可以依托北方广袤腹地不同，厦门港内陆腹地曾局限于闽赣地区，但通过大力发展海铁联运成功打破地理边界，将服务范围延伸至中西部省份。 除了南昌至厦门海铁联运天天班，厦门港还打造了麻城—厦门石材出口、南平—厦门家具出口、三明—厦门化肥出口等特色线路，将内陆腹地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 2025年上半年，厦门港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完成作业量7.57万标箱，同比增长21.7%。其中，湖北—厦门海铁联运箱量同比增长3.95倍。 如今，厦门港不仅是驱动福建港口经济的核心引擎，更是中国联通世界的重要支点。 当“丝路海运”电商快线两天把跨境包裹运至马尼拉，当满载储能集装箱的巨轮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当湖北麻城的石材通过海铁联运远销欧洲……这座百年大港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愈加关键的角色。 (“三里河”工作室)--> 【编辑:刘阳禾】
编者按 当前，一些年轻人受困于“学历出身”问题，面对部分用人单位对名校和高学历的明显偏好，他们不时陷入自我怀疑与焦虑之中。高学历的人更容易成功吗？青年如何建立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成功观？ 主持人： 许子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嘉宾： 杜玉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李乾坤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耿品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没有名校高学历，就是失败吗？思政课如何引导“学历焦虑”的年轻人在国家发展格局中，认识到自身的潜力和优势？ 杜玉华：人们往往把“贡献”局限于高精尖行业，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多元、分工各异的复杂性。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坚守与创造——每一个岗位都具有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无论是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还是制造与服务一线，每一位劳动者的付出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 在思政课教学中，我注重引导学生从宏大叙事回归微观实践。一是解构“贡献”的多元形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阐明其行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将抽象使命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职业目标；二是帮助学生识别并发挥自身优势，许多学生在实践能力、沟通协作与社会适应力等方面具备特长，这些恰恰是社会转型与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重要素养，应有意识地加以发掘和强化，从而提升就业信心与竞争力；三是强化责任感与使命感，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激发内生动力，走出“学历焦虑”，走向积极有为的人生。 耿品：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上，我会告诉学生，评价人生价值应全面考量——既要看贡献大小，也看努力程度；既尊重物质贡献，也尊重精神贡献；既注重对社会的奉献，也注重对自我的完善。对人生价值的评判，绝不是仅凭学历高低或某一单项指标简单断定。 当前部分年轻人出现的焦虑心态，既源于外界以院校、成绩、奖项等作为单一评价标准，也来自主体意识尚未完全建立的大学生，将这些外部标准内化为自我认知，导致其在角色认同过程中感到困惑与迷茫。 因此，思政课教师可以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帮助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增强自我认同。教师应引导他们认清自身在不同场域中的角色定位，理性看待自身能力、特质与关系网络，鼓励学生以持续发展的心态践行每一种角色；另一方面，引导学生理性看待“镜像反馈”，正确处理外界评价。教师应及时引导学生主动调适心态，在积极回应社会期待的同时，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主持人：思政课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特别是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和社会发展相结合？ 李乾坤：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如果用高学历、高薪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成功与否的话，马克思看起来并不算“成功”。他毕业于柏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但并没有“高薪”的工作，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贫困的生活。但马克思一生践行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将有限的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追求“名校”“高薪”有着本质区别。 耿品：在大一上学期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如何把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追求”等内容，既是教师教学的重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刚进入大学的学生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实践经验较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难以形成深入理解。针对这一情况，在教学中我会采用“小切口”进入的方式，通过身边人、身边事阐释“大道理”。例如，讲述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学子扎根科技小院、“自找苦吃”的实践案例，帮助学生感悟理论力量与实践价值。 主持人：有人崇拜高学历，但也有部分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以“985废物”自嘲，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态？ 杜玉华：这两种心态看似矛盾，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评价体系的单一化，以及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一直以来，名校被视为一种稀缺资源，与个人成功紧密绑定，因此很多家长、学生出现了“第一学历”的担忧。而部分名校学生自嘲为“985废物”，反映出了他们面对现实落差时的无力感——即便拥有光环，仍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成就。这些年轻人并非失败者，只是害怕辜负社会、家庭的期待。因此，教育的导向不能仅聚焦于“考高分”“上好学校”，更应重视“如何成为更优秀的人”。 李乾坤：这源于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人生路径的误区。社会常以量化标准预判个人发展，如分数、学校、排名等，却忽视了高校和专业类型、定位和培养目标的多样性。如果一所高校和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并非今天的“风口”行业，学生和家长若无法调整预期，就会出现心理落差，也就产生了“985废物”自嘲。 耿品：“985废物”这类自嘲其实是部分青年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来“反讽”自己，由此来释放压力、寻求认同。他们背负着家庭、社会的高期待，当实际成就与之不符，便通过自嘲缓解焦虑，并希望在群体共鸣中获取理解与包容。 主持人：大学生应如何定义“成功”？ 杜玉华：名校学历与职业成就、人生发展存在一定关联，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影响职业高度的，往往是个人的学习与实践能力、对行业机遇的敏锐把握，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而人生幸福感的获得，更依赖于个体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质量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现实中，许多普通高校毕业生正是通过持续努力，不断实现职业上的突破。 因此，引导青年重新定义成功，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努力，共同构建更加包容、多元的成长环境，支持年轻人在探索中找准人生坐标。这意味着要从追求“外在指标”转向注重“内在体验”——成功不应仅以收入或职位衡量，更应看内心是否充实、自我是否认同、生活是否自主、工作是否有价值，以及人生能否在多重维度中保持平衡。同时，成功也应从注重“占有”转向强调“创造”，其核心不在于获取多少资源，而在于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价值。无论是攻克关键技术难题，还是在平凡岗位上尽职尽责，这种由创造所带来的意义感和满足感，远非物质所能替代。 耿品：成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往往容易受到外界标签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成功”多元而流动的理解。因此，年轻人与其纠结于是否达到外界定义的“成功”，不如更多地思考如何在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认识到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重要价值，帮助他们理解积极进取、务实乐观的人生态度对成功的重要意义。 主持人：不少非名校大学生靠努力实现了突破，这些年轻人的故事有哪些普遍性和可复制性？ 杜玉华：现实中，不少非名校毕业生成功实现了“逆袭”——有的投身新兴行业，有的凭借精湛技艺在制造、服务等领域脱颖而出。虽无名校光环加持，但他们往往更善于把握机会、作风踏实、适应力强，不断拓展出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些故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在于它们打破了“名校即成功”的单一叙事，展现出普通青年同样可以通过努力与创新，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尽管具体个案难以简单复制，但其成功逻辑具有普遍参考意义。我认为以下几个要素尤为关键：一是实践导向。他们更贴近现实，更愿意从基层做起，注重将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并在真实环境中积累经验；二是韧性心态。面对社会偏见与压力，他们通常更能放下身份包袱，较早学会承受挫折，并主动寻求差异化成长路径；三是社会感知力。他们大多善于观察社会、深入基层，深刻理解社会运行机制与大众需求，从而更敏锐地捕捉转型中出现的新机遇。 主持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自觉选择到基层受锻炼、长才干、作贡献。思政课如何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意义，并坚守这类选择？ 李乾坤：“扎根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功利层面的价值追求。它意味着青年主动将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人民需要紧密结合，真正把青春奋斗融入家乡改造、乡村振兴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这不仅是对人生意义的深层理解，更是对“成功”定义的重新校准。事实上，基层一线是国情社情最真实的地图，也是青年成长最肥沃的土壤。在那里，年轻人能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能力提升与价值实现，进而获得持久、坚实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认识到这一点，学历焦虑自然得以缓解。名校背景或高薪职位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签，并不能定义人的全部价值，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找准自己的坐标，在现实土壤中生长出不可替代的能力。因此，年轻人选择基层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换一种方式更好地成就自我、服务社会。它代表了一种清醒的人生规划，一种将“小我”融入“大我”的成长智慧。 耿品：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冲锋陷阵，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默默奉献，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始终是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 在思政课堂上，我常常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展现这种选择的时代意义。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北大荒，使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如今，青年学子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不同时代的青年都作出了同样的青春选择。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政策的实施，为青年深入基层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既能锤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从而更好地认识自身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和价值。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记者 王聪聪整理)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9月28日 04版 【编辑:王琴】